媒體行動主義、反新自由主義、基進民主

（草稿，請勿引用，以後會作大幅度修改）

葉蔭聰

獨立媒體（香港）

媒體行動主義（media activism）作為行動主義的一種，在全世界各地冒現，它隱約與全球變動，特別是與世貿等全球化組織出現有關，當然，它更與反世貿、反G8運動、反新自由主義等等解不開，由1999年西雅圖世貿會議開始的獨立媒體中心（Independent Media Center）便是一個著名例子，然而，媒體行動主義除了是一種對全球性事件的反應，或新媒體科技的應用外，它在新的政經結構中的位置及意義是甚麼？以至它代表了怎樣新的媒體實踐，它又連結了怎樣政治？

媒體行動主義、新自由主義與香港

新聞媒體工業由十八世紀的小團體及個人派報（pamphleteering）開始，發展至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的大眾報紙（mass papers），以至今天資本高度壟斷的（跨）媒體機構，甚至是跨地域跨媒體的寡頭企業，整個過程跟形式民主及大眾政治當然密切相關，但同時，也是資本主義不斷再結構化的結果。

在這個過程中，它並不是資本家以至政權完全主導的遊戲，它同時亦造就了新聞工作者專業集團，特別在歐美，它作為社會及文化精英，既是建制的一部份，但同時亦是制衡媒體資本的力量，成為文化及社會精英份子，在一些第三世界國家，他們部份亦成為人權份子；但隨著媒體資本的越來越壟斷，這些專業的文化精英地位亦不在不同地方，遭受不同威脅。

在香港，它表現的方式有其獨特路徑；戰後香港華文報紙，有政治立場清晰的親共及親台（親國民黨）之分，同時，亦有所謂文人辦報的傳統，踏入八十年代，親共及親台報紙影響力下降，後者更慢慢銷聲匿跡，直至八十至九十年代之交，香港新聞媒體除了開始高度資本化外，亦有初生的新聞專業者集團，與此同時，仍延續多少文化精英辦報傳統；但九十年代初《蘋果日報》的出現，其實是清楚宣佈媒體經濟結構及運作的轉變，它一方面加速了媒體之間的激烈競爭，汰弱留強，不少報紙倒閉或改組，造成進一步資本集中，以及媒體管理階層的膨脹及權力集中；另一方面，它以「市場」及「大眾口味」作招倈，把本來就不算強大的新聞專業者及僅剩的文化精英傳統摧毀，讓媒體老闆、管理者及高層編輯獲取更多權力，進一步剝奪新聞專業者的自主性，建立了一個訴諸及操控民粹情感的商業新聞模式，以影象及聳人的標題，重新打造「新聞價值」。

「公眾」這在一波的媒體變動下，由被動的「大眾」進一步變成至高無上的「市場」，受眾似乎重要性提高，實質只是新的媒體機構及論述中的被動「大眾」；由於九十年代以前的政治立場對立及文化辦報的生態，勉強維持一個公共領域，但在香港媒體的資本重組中亦漸漸消失；九十年代以來，資本可以更有效控制媒體及新聞工作者的工具，擴大市場份額搶奪利潤，有意或半無意間整合主流意識，製告輿論，孕育文化霸權，香港多次新聞事件（「綜援與懶人」、「居港權人士」、「領匯事件」等等）中都可看到這種趨勢；可悲的是，新聞工作者可謂完全無力招架，而香港踏入回歸路上，中央及特區政權更與大資本合作，悄悄然收購不少媒體，重整其統治及管治架構。

但更具反諷意味的是，香港自九十年代以來的公民反抗情緒，以至回歸後的本土民主呼聲，皆由這場媒體新自由主義狂潮的始作俑者「壹傳媒」所收編甚至領導，在香港媒體出現寒蟬效應的同時，不少對民主有訴求的香港市民，對大部份媒體失望，卻只寄望在一份《蘋果日報》身上，然而，這份報紙所支持的形式民主以及泛民主派，卻是毫不質疑，甚至鼓勵市民勢熾擁護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，以及散播各種新右翼思潮，故此，大部份香港市民並不能看到主流媒體的建制特性，亦無法透過這種壟斷媒體來想像一種更基進的民主。

這可以說是香港新聞媒體經歷的「新自由主義」（Neo-liberalism）之路，即由資本主導，以「市場」為由，瓦解社會制衡力量（如新聞專業工作者及其組織），但所謂「市場」並不指向一個實實在在存在的公眾利益或口味，而是一種藉口，一種由論述構成的產物，其結果並不是所謂市場主導的媒體，而是由更壟斷的資本及管理階層掌控的媒體企業，新聞專業人士及公眾更無力的媒體環境，並壟斷民主運動的想像。

然而，「新自由主義」並不只存在於新聞機構及媒體資本，打擊新聞專業的制衡力量，而且，它也讓媒體生產的輿論跟廣泛的新自由主義議程更具親和力，這在近年的社會爭議已漸見端倪（如屋村商場資產上市的爭議），但香港世貿會議前後的報導中充份暴露出來，雖然媒體偶爾會「同情」示威者，呼應一下大眾情緒，但更多的時候是以「本地口味」為由，站穩了香港（政府）的「東道主」位置，以及「自由港」的身份，完全接受政府的「保安問題」的新聞框架，妖魔化反世貿的團體及訴求，更協助相關權威散播不實資訊（例如甚麼反世貿大軍殺到，無政府主義者入侵），有意及無意間捍衛新自由主義的機構及議程。

香港新聞媒體在世貿期間的表現，幾乎成為國際醜聞，不少香港市民有目共睹，許多明顯違反所謂「新聞專業守則」的行徑，完全沒有受到新聞專業工作者起碼的制衡與反擊，因此，新聞機構的權威及可信度下降，亦伴隨著新聞專業的權威及可信度下降，而香港的媒體新自由主義正是循著這條道路前進。

以上嘗試簡約地描述香港的媒體轉型跟新自由主義的關係，完全因為只有在這個背景中，我們才能了解媒體行動主義的意義。

媒體行動主義的真義

媒體行動主義名字雖新，但實質內容卻歷史悠久，在互聯網出現以前，它以書籍、小報刊、自主錄像等方式出現，從事者並不以新聞專業者自居，甚至不少是業餘份子，組織簡單，資金不多而分散，關心社會政治文化議題，它其實源出十八世紀以來的派報傳統，這個傳統的形式直至二十世紀末並沒有大變，只是由於媒體資本越來越大及越來越集中，所以才越來越成為「另類」，以至有所謂獨立媒體的稱號。

然而，今天談的媒體行動主義的確有不同的變化，特別是資訊科技的發展，朝向分散及個人化，記錄、出版甚至編輯的技術成本降低，互聯網的出現，更加劇了這個趨勢，使流通的技術成本更低，更方便，更能讓個人及小團體操作，所以，資訊科技的發展促成了一個跟資本重構相反的方向，朝向反壟斷，亦即一些人所謂的媒體及資訊生產的非中心化及民主化。

當然，這種非中心及民主化的趨勢，有被大企業捕捉及利用的危險，例如互聯網上的大企業如Google及Yahoo，（另外，媒體行動者對Ohmynews的懷疑及質疑），但由於生產的非中心化及民主化，所以獨立媒體工作者或後來所稱的媒體行動主義者（media activist）更具有潛力導引出一種活化的公眾，而媒體生產者不是大企業僱員，亦較不受大型組織的支配，而受眾也被期望成為行動者，內容也以抗擊各種主流意識形態，挑戰文化霸權為主。

因此，若我們把媒體行動主義放回上一節所討論的新自由主義，那麼，媒體行動主義的真義，主要不在於建立媒體行動者獨立及超然的身份（正如不少對「行動主義者」或新聞專業的批評），也不單在於宣揚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訊息，它本身的新聞及媒體實踐，便是反新自由主義，並開創一種草根的媒體實踐及文化，參與建構基進民主（radical democracy）；它挫弱及瓦解媒體資本的壟斷，使媒體工具的擁有權更分散，也使被物化為「市場」或「消費者」的「公眾」活化起來，成為有行動力量的媒體生產／使用者。

檢討香港經驗

回到香港，媒體行動主義尚處於初階段，雖有零星的實踐，但並無很自覺的運動意識，直至二零零四年的七一大遊行前後，隨著基本法廿三條的國家安全法爭議淡出，統治階層漸向各類媒體下手，爆發出商台事件及「封咪事件」，才出現了一些網站及網上電台，例如「香港人民廣播電台」、「網政廿一」及「獨立媒體（香港）」，隱隱然開始自覺自己的角色。

但是，這種自覺及反省，其實還是很初步，更少跟在國外方興未艾的獨立媒體運動有結連，例如由西雅圖反世貿運動開始的獨立媒體中心（Independent Media Center），要直至二零零四年下半期才開始為香港運動界熟悉，有個別朋友想辦一個香港站，亦苦於找不到同行人。

故此，在反世貿的運動中，香港的所謂「另類」媒體，雖互相認識，卻鮮有合作，主要是各自扮演抗衡媒體的角色，由於這些媒體工作者同情及支持反世貿的政治立場，所以很自然地拿著攝錄機、錄音機、攝影機，以民間記者或社運參與者的角色，直接投身抗爭隊伍，提供街頭的第一手資料；同時，自覺及不自覺地影響及批判主流媒體，在挫弱主流媒體的權威的同時，亦稍為令公眾對「另類媒體」及媒體行動主義增加了認識，這可以說是這些抗衡媒體成果。

但是，正如筆者剛才所說，香港的媒體行動主義者並沒有很自覺自己的角色，對媒體行動主義也沒有深入的反省，並沒有充份發揮自己的潛力，也欠缺了籌劃（projects）；例如，各獨立媒體在各自分散的狀態下，並沒有發展出抗衡媒體的共同平台，只有很少的跨媒體合作連結，而平台工作有意無意間交予了「民間監察世貿聯盟」（HKPA），但是，HKPA卻仍然固守主流媒體的傳播方式，以單向發放資訊（如記者會及新聞稿）及資訊提供者（發言人接受訪問及資訊提供），卻並無促成具有媒體行動主義內涵的平台，大大減弱了媒體行動主義的威力。

正因為缺乏自我意識，所以，雖然世貿部長級會議吸引了不少本港以外的媒體行動者到來，但是本地與外國的連結流於即興與倉卒，雖然世貿周期間及之後的幾星期，亦看到香港及外國媒體行動者的機動合作，但是，錯失了一次細緻籌謀長期合作的機會，的確是一大敗筆，這亦應是未來的媒體行動主義的重要工作。

由於對自身媒體行動主義的意義欠缺認識及反省，所以便很容易跟從了遊行示威大隊，缺少了對世貿議題的深入報導及剖析，支持反世貿的力度有餘，但增強及加深公眾對新自由主義的認識及批判卻嚴重不足，即使是以文字為主的獨立媒體（香港），也沒有著力在這方面下功夫，反觀國外的媒體行動者，針對G8或世貿，以至各大企業，不單有文字上的深入剖析，也製作不少短片及教材，以多種多樣的方式（例如著名的adbuster）讓公眾投入相關的社會爭議及批判。

同時，雖然媒體行動主義者開展了批判主流媒體的戰線，但是，卻並無提升批判的政治性，批判的準繩仍流於本地非常道德主義的批判，或回歸新聞專業標準，當然，它的好處是較能讓公眾明白及認同，但是，正如文首所說，媒體行動主義本身有著反媒體新自由主義的任務，如何開展這方面的戰線，讓公眾認識當今媒體的政經特性，而不單停留在「喪失專業操守」的懷舊式批評，肯定是媒體行動主義的一大議題。

最後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，要避免媒體行動主義者成為獨立及超然的另類社運精英，並把媒體行動主義推進，擴散到社會運動，使媒體行動主義成為反壟斷及媒體民主化的動力，媒體工作者需要進一步思考，如何使媒體工具、技術、理念、理論及人員融入社會運動組織，以及促成更多各種各樣的新媒體公眾，例如工人、基層婦女、學生、少數族裔等等，這是刻不容緩的工作，也是最困難的工作；這不單涉及媒體行動主義是否可以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運動，不只涉及抗擊新自由主義式的媒體壟斷及操作，創發草根的媒體實踐，同時，亦關乎如何改革社會運動及公民政治的溝通方式，打破中央性、單向及乏味的關係，這正是基進民主的一個重要面向。